《周处除三害》上映前，外界预测的总票房普遍在1亿至2亿区间，但目前影片上映6天票房已超1.9亿，最终超4亿是大概率事件。至于能超多少，一定程度上取决于3月8日上映的《沙丘2》的口碑与票房走势。介于如今是同步上线内地院线与流媒体Netflix，且网上流出了资源，这一票房成绩已是大超预期。《周处除三害》上映以来，关于大尺度的探讨不绝于耳，但严格来说，尺度并不是影片的核心制胜点。《周处除三害》真正的厉害之处，在于它向下可以是一部让观众“无脑爽”的非典型黑道复仇爽片，向上可以是一部摸到了艺术片门槛的成熟商业片。
对比一众经典黑色电影，《周处除三害》的艺术造诣或许不值得一吹，但在如今国内犯罪片多苦心孤诣想要深刻剖析人性并高屋建瓴灌输价值观的大背景下，浅尝辄止不刻意拔高不强行说教，反而是一股清流。至于观众看到的是影片的上限还是下限，本质上并不重要，毕竟，高质量的“爽”已经值回票价了。先爽了再说谈论《周处除三害》的大尺度时，外界提及的几乎都是影片的高潮戏份，即主角陈桂林在灵修中心的大开杀戒。但客观而言，论血腥程度这场戏的冲击力甚至比不上国内上映的诸多战争片，它带给观众的感官刺激之所以强烈，更多是源于暴力与邪气组合之下产生的极致扭曲感与怪诞感。从内容上讲，《周处除三害》最吸引人的，其实就是官方明确打出的卖点“高分犯罪动作爽片”中的“爽片”二字。现实主义题材的风刮到犯罪片领域后，风格压抑虐心的犯罪片逐渐占据市场主流，这一背景下，一部质量过硬且纯粹的爽片对观众的吸引力是不言而喻的。《周处除三害》中，肺癌晚期只剩半年存活时间的黑道杀手陈桂林本欲投案自首，但未被警察认出，还意外发现自己只处于警方通缉榜第三位，这让他萌生了除掉榜单前两位，好在死前扬名立万的念头，作为一个实干派兼法外狂徒，陈桂林很快将想法付诸实践。在“黑吃黑”的故事架构下，观众共情得多深，爽感就有多强。陈桂林行动前，影片清晰交待了榜一林禄和与榜二香港仔究竟“恶”在何处，前者建立邪教谋财害命，后者贩毒且玷污了继女小美。观众了解前因后果，对两人的憎恶达到极致后，便会自然而然站在陈桂林的立场，只求除之而后快。调动起观众的情绪后，影片也未拖泥带水，陈桂林对恶人没有丝毫的怜悯，全程“不是在干就是在干的路上”，手起刀落，便是极致的爽感。
诚然，以暴制暴确实不符合文明社会的公序良俗与道德理念，也不应该在任何前提下被提倡，就如甘地所言：“暴力本身即便是被用来做善事，它也仅是暂时的，它所产生的罪恶却是永久的。”但在被理智约束着的潜意识里，人们也渴望释放被极端罪恶催生出的愤怒，这从几年前素媛案罪犯在家中遇袭，被陌生男子用钝器打破头的新闻爆出后，全球的社会舆论一片叫好便可见一斑。当这种以暴制暴的渴望在电影虚构的真实中被满足时，带来的是一份难得的畅爽。另一方面，《周处除三害》的“爽”也源于它打破了固有的叙事套路。如今，观众已经对反派死于话多，以及正邪势力终极对抗前总要辩论一番是非曲折，中间再插入几波反转这些老套路审美疲劳，《周处除三害》显然深谙这一点。当香港仔临死之际求一个“为什么”时，陈桂林用枪指了指自己眉心的刀疤，那是香港仔怀疑陈桂林与小美有私情时划伤的。这当然不是真正的理由，但也无关紧要，因为观众想看的便是“除暴”这一结果，不讲废话就是对观众最好的尊重。
这种反套路，也体现在影片对人与人之间情感关系的处理上。陈桂林救出被香港仔控制多年的小美后，不少观众或许都在害怕两人直接跳入爱情漩涡一发不可收拾。好在，陈桂林给了女孩真正的自由，两人分道扬镳，再见已是结尾，小美在监狱中帮陈桂林完成了那场被香港仔打断的剃须，成为了陈桂林“未泯人性”的见证者，以及那个真正记得他的人。萍水相逢的缘分里，夹杂着两个失路之人难以用语言道明的共情，便是这段关系最好的表达。如果是典型的英雄救美故事，那《周处除三害》恐怕会如泄了气的气球越飘越低，爽感大打折扣。拒绝说教观影时可以无脑爽，不等同于《周处除三害》只是一部无脑爽片。影片百分之九十的篇幅，都在讲述陈桂林是如何做掉尊者林禄和与香港仔这“两害”的，他们的恶分别指向邪教与毒品，“三害”中最后一人则是陈桂林。影片中，“三害”也有更深层的寓意，即佛教理念中的贪嗔痴。林禄和地下室的鸽子，象征着贪欲无足；香港仔手臂上的蛇形纹身，代表着嗔恚无忍；陈桂林手表上的小猪图案对应着痴，意指他心性迷暗，愚昧无知。对于这一深层寓意，影片英文片名《The Pig, the Snake, and the Pigeon》已经直接点题。不过，贪嗔痴在“三害”身上不是完全独立存在的，比如陈桂林的求名，亦是贪名。
影片引用了“周处除三害”这一典故，陈桂林萌生“除三害”的念头，也要从这一典故说起。一开始，陈桂林对典故的理解显然有偏差，他道：“没有人会记得周处杀掉的那两个是谁，所以周处是那个有价值的人，大家也才会记住他。”陈桂林除害的动机是被记住，他忽视了典故的精髓，即周处斩杀猛虎和孽蛟后自知为人所厌，突然悔悟改邪归正，成就了一段浪子回头金不换的佳话。直到最后进入监狱，陈桂林才明白自己便是“第三害”，至于他是如何醒悟的，影片并未点明。或许是贵卿的谎言让他感受到了自身的痴；或许是从小美与刑警陈灰身上感受到了善意；可能是赴死之际才对生命产生了敬畏；亦或是除害的同时救赎了别人也救赎了自己，收获了真正的存在价值。除了探讨贪嗔痴，《周处除三害》也在试图通过陈桂林这一角色触及黑色电影的典型主题，比如工业社会中个体的异化与孤独，比如存在主义与虚无主义。但影片又与诸多好莱坞经典黑色电影有所不同，没有一味强化不安感与危机感，也没有将故事与具体的时代大背景做强关联，它所传递的，是一种隐晦而朦胧的痛感。剥离时代背景，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影片放弃了对更深层次内涵的挖掘，在商业与文艺之间找到了一个微妙的平衡点。观众可以将其视作无脑爽片，视作一出非典型的黑道复仇故事，也可以代入特定的时代背景，去思索影片中浅尝辄止的艺术表达与哲学思辨。无疑，《周处除三害》是一部爽完还有回味空间的佳作，但全片几乎没有强制灌输价值观的情节，创作者没有明确定义陈桂林、贵卿等角色究竟是好人或是坏人，对于生命、存在、自我等议题也未给出绝对答案。因此，要谈影片的内核价值，也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近一年，同样是因尺度受到高关注的另一部犯罪片《涉过愤怒的海》中，创作者的情感导向就强烈了许多，将原小说中的“他杀”改为“自杀”后，影片通过老金寻找失踪女儿时的拍照打卡、停尸房呕吐、女儿梦到父亲吊死等情节，引导观众去思考“高高在上的父权是如何摧毁下一代的”。但将错误全部归于原生家庭，且原生家庭创伤程度与“自捅十七刀”难以形成自洽逻辑时，影片就变得有些强上价值。当观众开始思考影片逻辑是否存在问题，看向作品幕后，便会从虚构的真实中抽离，产生“故事本身是刻意营造出的产品”的感受。因此，对犯罪片来说，如果没有足够功力去深刻透彻阐释自身的价值内核，倒不如像 《周处除三害》一般放弃说教，更冷静更克制一些，将“陈桂林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这个问题交给观众去悟。道德的中间地带作为观众口中“一部难得一见的电影”，《周处除三害》的难得既是爽感，是不说教，也是影片中被模糊的道德感。主角陈桂林的第一场戏很值得品鉴，在灵堂众目睽睽之下击杀黑帮老大前，他对着食物大快朵颐，毫无心理负担，杀完人逃跑之际撞见刑警时，他露出了略带张狂的笑容。可见一开始，生死与生命在陈桂林眼中是无足轻重的，杀戮于他而言就如吃饭饮水一般简单。从之后陈桂林躲在暗处偷窥香港仔的场景中，也能直观看出他就像一个视人命如草芥，且乐此不疲的狩猎者。这绝对不是一个正派的主人公形象，甚至可以说，陈桂林是一个社会反面人物，他所追求的人死留名，本质上也是黑帮生存逻辑中“混出一片天地”的具象化体现。
但同时，陈桂林又有一套独属自身的分辨善恶的准则，片中他人性未泯的主要体现，一是粉色小猪手表所代表的亲情，二是在拯救小美及小男孩时流露出的对女人、小孩等弱势群体的同情。那件他为小美披上的衣裳，足以证明他和林禄和及香港仔的同路不同道。陈桂林的现实原型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台湾的黑道杀手刘焕荣，他曾是黑道中令人闻风丧胆的“大佬杀手”，也曾抢钱捐给孤儿院，并在人生最后时刻捐献多个器官。或许是有复杂的原型人物打底，《周处除三害》中陈桂林这一角色才会如此饱满，而这种饱满，恰好是国产犯罪片所需要的。当然，并不是说所有犯罪片都应该聚焦处于善恶灰色地带的主角，而是在样板化的犯罪片泛滥的当下，除了在善恶二元对立语境下塑造悲惨十足或道德无瑕疵的受害者，塑造穷凶极恶且道德堕落的加害者，创作者需要从更多元的视角出发，去寻找能让观众眼前一亮的新意。不仅是人物塑造，《周处除三害》中，不少情节处理也是落在道德中间地带的。高潮戏灵修中心大开杀戒时，面对已经怀孕的林禄和情妇，陈桂林毫不犹豫地开枪，从叙事功能上来讲，这寓示着对邪教真正意义上的物理灭绝与斩草除根。如果将这一片段代入现实，其中所牵扯的道德问题恐怕要争论良久。影片结尾，以暴制暴的陈桂林明白了自身也是暴力的一部分，伏法后消除了贪嗔痴“三害”的他从容赴死，一切尘归尘土归土，绝对正义的结局让贯穿影片前一百分钟的模糊道德感变得清晰。从影片相关探讨来看，也有观众对这一结局不甚满意。在一些新派黑色电影中，故事的基调始终是颓丧阴暗的，主角也始终处于伦理道德上的模糊地带，但《周处除三害》的结局并非强行转向主旋律，它的故事走向与那出典故殊途同归，周处与陈桂林皆“除害亦除己”，只是前者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后者如不少老派黑色电影中的主人公一样，在死亡中找到了归宿。陈桂林毕竟不是生在《水浒传》中的鲁智深，《周处除三害》也不是上世纪的香港黑帮片，因此，影片最终的落点必是契合当下时代背景的写实主义。更何况，片中陈桂林那句被认为有些正能量的悔过遗言“对不起大家，对不起社会”，正是原型人物刘焕荣进刑场时留下的话。诞生于三十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的黑色电影《疤面人》，因初版结局为“黑帮老大逃脱了惩罚”而未能过审，之后将结局修改为“主角接受绞刑”才得以上映，但这并未影响它成为当年最卖座的影片之一。站在艺术的角度，影片结局的修改或许有些遗憾，但站在普罗大众的情感需求层面考虑，“是非有公论”才是更受欢迎的普世价值观。